摘 要：原始社会大多由长者通过实际活动身教与口耳相传，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有“图书文字”和“象形文字”了。有了文字自然会有专门传授和学习的机构，当时称为“成均”，这就是学校的最初萌芽。文章发表在《全球教育展望》上，是教育职称论文发表范文，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江西,古代教育,盛衰,分析

　　江西最早有人类文化的历史可以上溯至20万年前以安义、新余考古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中期[1]， 以后历经距今4100年至3600年以樟树筑卫城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2]、以吴城城址为代表的商周青铜文化[3]和前后2000余年的封建帝国时代。在这一漫长而充满变迁的历史长河中，依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北到南”、“由东向西”的基本路线，江西古代教育由弱到强，再由盛而衰，个中原因，至今发人深省。

　　一、灿烂辉煌的江西古代教育

　　1.科举考试成就引发江西走向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舞台

　　中国自古倡导“学而优则仕”，由此将教育与仕途紧紧捆绑在一起。江西古代教育之辉煌就在于它的终极产品科举考试位居全国之首。

　　选仕是中国封建帝国维护政权的最重要工作，不同时期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和措施。魏晋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将人才分成九品由中央选任就职，这一过程中虽然最后也有一番考试，但“乡评里选”和州郡公推仍是主体[4]。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进士科，中国从此开始实行了长达1300年的以文化思想知识为标准的考试制度选取政府官员。正是这一科举考试制度造就了江西古代教育的辉煌，“学而优则仕”在江西大地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原先默默无闻的江西走向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舞台。

　　可以说，在全国推行科举考试之前，江西教育在全国并没有什么影响。按籍贯对二十四史列传中的人物进行统计，西汉时期江西籍入传者只有一人，东汉入传者两人，在全国排序居最后位[5]。然而，从隋唐开始全国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以来，江西如同从沉睡中唤醒，在科举考场春风得意，频频显赫。同汉代相比，新、旧《唐书》中江西籍入传者在全国的比例开始升至中游水平。唐代江西有64人考取进士，特别是袁州人卢肇中状元之后，江西逐步成为全国科举大省和强省。进入宋代以后，江西科举考试一路高歌向前。

　　《江西通志》记载，宋代江西共有5442名进士，已稳居全国前茅。至明代，江西科举考试成就达到高峰。从明前期开始，江西乙科举人数量处于全国前列。洪武时，江西的乡试举人名额与北直隶、浙江、福建、湖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一样，都是40名。至洪熙，一则由于以江西人杨士奇(吉安府泰和县人)为首组成包括江西人金幼孜(临江府新淦县人)和福建人杨荣朝组成较为稳定内阁发挥的作用

　　正统时定:“南北直隶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廿名为最少。”景泰时各省举人名额都有大幅度提高，此后江西钦定的举人录取名额稳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南、北直隶。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参加南直隶应天府乡试的不仅有今江苏、安徽两省的考生，还有南京国子监的考生;同样参加北直隶顺天府乡试的既有今北京、天津、河北的考生也还包括国子监就读的考生。而江西不少人因读书优异就读南、北国子监参加南、北直隶乡试，他们不占江西乡试举人名额而占南、北直隶名额。

　　从这一事实出发，江西乡试举人的名额实为全国第一。据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表》统计，明代276年间，江西共考中举人10466名，超过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从行政区域划分来看，江西只为全国(两个直隶和十三个布政司)的十五分之一 。[6]

　　就科举名次而言,明代江西一省得状元17人、榜眼16人、探花22人，各占全国总数的19%、18%和24%，其中吉安一府就得状元12名、榜眼9名、探花12名。明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进士前三名和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进士前七名均为吉安人，吉安一府连续两科“三鼎甲”更是全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事。[7]

　　江西科举考试的成就为江西人士直接进入中央及各级各类政权铺就了康庄大道。据统计，《明史》入传江西籍408人，其中宰辅18人，部院大臣50余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经科举为官。从整个明代庶吉士分省统计来看，浙江居全国之首，江西紧随其后排第二。而分阶段看，从洪武至宣德年间江西籍庶吉士数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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