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具有共同的文化和现实背景。在许多基本方式上，它们的机构模式和准则具有某种一致性。与此同时，各国的显著差别将继续影响着学术系统和机构的发展。学术机构的基本结构不大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尽管大学的行政结构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传统的教师权力也下降了，“洪堡”院校模式仍将得以保存。开放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了，并且会提供新的院校安排。节约费用的努力也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组织变革。非预期的变革也可能发生。例如，尽管目前尚不具备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的条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内)，但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一般而言，20世纪上半叶大学面临的环境并不好。高等教育作为工业化国家里一个拥有稳定的而不是不断增长资源的“成熟产业”的现实，不仅会影响到中学后教育的可获资金，而且会影响到高等院校中的实践。本章所讨论的责任、技术的冲击，以及其他力量都将影响学院和大学。当然，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模式不一。某些学术系统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学术系统将继续扩大。在受到重大政治、经济变革影响的地区，未来几十年将发生结构重组。就全球而言，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着重大挑战。

　　大学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又深深地植根于各自所处的国家之中。创立于中世纪的大学目的在于传播知识并为少数关键性的行业提供训练，在19世纪大学通过其基础性研究已经成为新知识最重要的创造者。现代大学处于社会的中心。作为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复杂过程中最重要的机构，大学不仅是许多基础科学的发祥地，而且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交流知识的各类杂志、书籍和数据库的复杂系统的摇篮。大学在为日益增多的各类专业提供训练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大学还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们不仅经常充当政治思想有时甚至是行动的中心，而且还培养了那些成为未来政治精英的人。与此同时，大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可获资源的减少。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全球性的急剧扩充(expand，本章中也有的译为发展、扩展。——译者注)后，许多国家的大学被迫削减支出，有的甚至到了最低点。社会与高等教育之间的那种为高等教育提供资源换取更多学生入学以及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不成文的契约已经瓦解，这对高等教育和社会都有显著的影响。

　　本章主要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明显的模式，分析导致这些趋势的某些原因，并指出未来几十年中大学的可能发展方向。讨论的重点包括有关自主权和责任(accountability)、教学与科研的地位、改革与课程、在大多数国家中普遍进行的大学的大规模扩充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大学同时也是国际性机构，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源源，并且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环境之中。从历史的和比较的角度考察来自高等教育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十分必要的。

　　共同的遗产

　　世界上只有一种共同的学院模式。13世纪时首先创建于法国的欧洲大学，尽管其基本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却仍然是高等教育的普遍模式。巴黎模式以教授作为大学的中心，把自主权崇奉为学术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作为巴黎模式主要对立面的提倡以学生为主导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尽管对西班牙以及此后对拉丁美洲有过某些影响，但在欧洲一直没有立住脚。大学迅速地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英格兰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中欧的布拉格和克拉科瓦大学，以及德国的一系列大学也相继建立。

　　此后，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把大学到了它们的殖民地。例如，英国先是把它的学院模式输出到它在美洲的殖民地，后来又输出到印度、非洲和东南亚。法国模式输入了越南和西非，西班牙和葡萄牙模式遍布整个拉丁美洲，荷兰模式输入印度尼西亚，美国模式则在菲律宾。此外，其他殖民势力也向外输出了院校机构。殖民地的大学直接照搬宗主国的模式，但是往往缺乏宗主国大学所具有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等传统。大学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机构。它也在发展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随着欧洲民族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兴起，高等教育中普遍使用的语言——拉丁语——被各国自己的语言所取代。学术机构在学生组成和办学方向方面越来越本土化而不是国际化。大学受到了本国环境的重大影响。新教控制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旧教控制的萨拉曼卡大学就大相径庭。尚不成熟的哈佛大学，尽管仿效英国模式，也逐步发展起自己的反映北美殖民地现实的传统和办学方向。各个院校机构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沧桑变化。与英国教会和贵族统治密切相关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科学的巨大发展中只起到了并不重要的作用。在法国，大学在1793年大革命以后被废除，以后又得到了重建，并且拿破仑模式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拉丁美洲也是影响深远。德国大学由于在纳粹时期自主权的破坏和教授的大批流亡而遭到重创，从此永远地失去了它在科学上的卓越地位。

　　就本章的目的而言，还应该提及西方学院模式的最近两个变化。在19世纪中叶，统一伊始的德国利用大学进行国家建设。在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Humboldt)的领导下，德国高等教育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大量资源，承担了以国家发展和工业化为目标的科学研究职责，在确立新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识形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后的德国大学还建立了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制度，并以此作为办学的重点。科学研究第一次成为大学职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新兴自然科学为基础，大学重新组织了学术等级。美国的改革家采纳了德国的这些革新，他们在为工农业服务和与工农业直接相结合的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使高等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他们还通过以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和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为目的的学术性系科的建立和“赠地”观念的发展，使德国的“讲座制”(chair system)更加民主化。一些看似深深地扎根于本国土壤的院校机构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国际观念和模式的影响。

　　尽管多年来始终保持着非同一般的机构稳定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学还是发生了变革，并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本章所例举的许多变化都是受到了大量外部压力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顶住了来自内部的不同意见才实现的。有人指出，大学已经失去了灵魂。还有人认为大学缺乏责任感，因为它使用公共资金，却往往违背工业界和政府的直接需要。来自政府部门、激进派学生以及外部环境的压力都使得院校机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事实上在各个现代国家不断发挥核心作用，高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发展还会进行下去，但是近几十年来那样的大规模扩充已经终结了。在现代社会，大学是为几乎所有职业提供人员训练的最重要机构，它的这一地位不会削弱，尽管其他机构也提供某些领域的训练。近年来，由于财政压力，大学的科研作用越来越成了问题。没有其他机构能够担负起基础研究的任务，但与此同时支持大学基础研究承诺减弱了。

　　因而，大学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下列问题是未来十年及更长一段时期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入学机会与适应性

　　在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里，几乎所有适龄人群都有机会接受中学后教育，但在大多数国家，对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需求仍在继续增长。扩大高等教育社会阶级基础的努力进展缓慢，在许多工业化国家，这种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陷入停滞状态。随着东欧民主政府的建立、西欧对高等教育需求的重新出现以及继续发展高等教育的压力，入学和扩大招生的要求在许多国家将会得以持续。资金不足以及把稀缺的中学后教育资源的“高效率”分配的愿望将与入学的需求发生直接矛盾。那些以往上不了大学的人群的入学要求会给高等教育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许多国家，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有关高等教育的争论中，入学机会问题将处于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