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分析和判断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未来趋势绕不开两个重要命题：其一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将会由美欧拖垮，还是新兴经济体将全球经济带出泥潭?其二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能否摆脱东亚模式陷井而实现持续的增长?这两个问题中如果其中一个是否定的答案，无论是金融体系还是资本市场都将受到严重冲击。本文拭就以此为出发点对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探讨。
本轮危机与29年大危机的关键差别。
从历史上看，经济重心转移过程通常会产生重大危机。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总会导致全球产能的扩张和过剩，原有的供求平衡关系将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球性的经济大调整，通常会表现为重大的金融或经济危机。这实质上是一个大范围的经济洗牌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将会淘汰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能，而具备竞争力的新兴经济体则将在危机后再度崛起，并提升其经济地位，形成新的经济重心。原有经济霸主的地位将被削弱，并走向相对衰落。
上一轮大危机即1929年产生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比较长期的萧条，直到二战后才摆脱其影响。这轮危机是全球经济重心从欧洲向北美转移过程中发生的，是对旧有经济格局的一次创造性毁灭。美国在此轮危机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新霸主，领导全球经济发展。
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危机则是全球经济重心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向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转移过程中产生的。除了在应对危机的政策与上一轮不同外，本轮危机与上一轮危机的一个关键差别是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内需潜力更大。在上世纪20年代，欧洲大约3亿人口，美国1亿左右。而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中人口约10亿左右，约占全球人口20%;以中印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人口约30亿左右，约占全球人口50%。虽然目前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还不能与发达经济体等量齐观，但从增量来看，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超过三分之二。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上世纪20年代美国与欧洲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同一条线上，但目前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差距甚大，如中国人均GDP现仅为美国人均GDP的十分之一左右，未来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提升空间也很大。因此，新兴经济体不仅人口数量大，且人均消费提升空间广阔，这决定了其未来内需潜力相当巨大。这给新兴经济体抵御发达经济体消费能力下降造成的外需下滑提供了腾挪空间，新兴经济体可以通过释放内需潜力摆脱发达经济体衰退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三段论
具体来看，中国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分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劳动力供应中心的阶段，这大致在2000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产品供应中心阶段，这大致在2000年后至今;第三个阶段则是成为全球重要的消费中心，目前可能在开始向这个方向转变。
在第一阶段，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不大，大量海外公司到中国设厂，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端消费产品，再销往国际市场，中国主要是向全球供应了生产中重要的资源——海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使得全球生产成本下降，出现了一个低通胀高增长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的发展，中国经济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在发生改变，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除了外资外，中国本土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开始崛起，竞争力在不断提高。中国产业也在不断升级，除了低端制造外，也在不断增加中高端产品的比重，发达国家产业不断向中国转移产业。因此，自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原有的平衡开始打破，西方国家原有的供应与消费之间不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道指自2000年以后的涨幅相当小，与90年代气势如虹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虽然这还有其它原因，但显示了美国经济竞争力的下降。2000年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玩出了新花样，次贷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借此可以平衡贸易逆差，但却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次贷危机爆发后便产生了严重冲击。
反过来，中国日益庞大的生产能力也面临严重过剩的危机。因此，中国经济必须转向第三个阶段，即成为全球重要的消费中心。如果中国不转向这个阶段，全球经济都将面临双输的局面，那就是发达国家产业在中国重压下难以复苏，消费能力下降，而中国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却没有市场。
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提高消费能力是一个难题，其实这可能并非尽然。中国可以采取将公共消费向私人消费转移的方式来提高消费能力，如修建廉租房，提高社保、公共教育等。公共消费主要具有保障性质，提高公共消费还可促进私人消费，因为人们的防御性储蓄可以因此而减少。中国只要决心提高消费能力，也就是通过一定的分配方式，把一部分供应能力转向国内市场。目前已向这方面转变，并对提高消费产生了影响。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提高国民福利和消费能力后，最终将带来经济成本的提高，并影响国际竞争力，因为目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还是主要基于低成本，这涉及到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问题。但如果中国转向开发国内市场，对外需的依赖将下降，国际竞争的影响将下降;同时，随着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中国企业素质的提高，中国劳动生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目前阶段逐步提高消费占比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将可能有所弱化。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膨胀，尤其是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如何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将成为关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总闸门。如果中国经济不实质性转向第三阶段，贸易摩擦、货币竞相贬值等现象不可避免。中国有条件逐步摆脱这些较量，可在更大的市场空间内实现战略突围。
中国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经济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经过这一阶段，不仅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在劳动力素质提高、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人的观念改变等软件方面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已有条件通过启动内需来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到上述第三阶段，即进入到一个新的长周期发展阶段。
第二次刘易斯拐点与新经济周期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发达经济体的生产与消费大体是均衡的。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逐步介入国际市场。在较长时期内，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较长时期内分别处于全球制造体系的低端和中高端，两者为互补关系。但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升级，对发达经济体的中高端制造业产生了竞争压力，并不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与一般的小国不同，中国劳动力数量巨大，对全球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因此，这种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和分布，引起了国际产业资本大规模的流动，而国际产业资本的流动最终导致经济格局的改变，原有均衡的经济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消费与生产的严重不均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试图以大量的金融衍生品来支撑消费，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异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所在。
而中国经济进入第三阶段的实质就是全球劳动力重定价过程，即提高消费的过程也就是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过程。近年来不断加剧的民工荒显示中国已经过传统的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供给弹性明显加大，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压力加剧。而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必然推动整体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而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将有助缩小国际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这是实现国际经济平衡所必须的。只有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全球经济才可能达致基本平衡。
这便引伸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国过去30年靠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推动了经济增长，在刘易斯拐点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否会减弱甚至象日本那样停滞不前?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已过传统的刘易斯拐点，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有着不同的层次，中国可能还存在第二次刘易斯拐点，那就是中端劳动力由供给充裕持续至最终短缺的拐点。目前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还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显示现阶段中端劳动力供给确实还很充裕。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培养了大批大学生、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据统计，2005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有2300万人，而美国为1660万人，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远超过美国，并且中国大学生中理工类学生占50%左右，美国仅33%，中国科技人员的后备力量相当充足。而且中国科技人员成本仅为美国的1/5至1/8，这为中国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对教育的投入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未来还有两个释放人力资源的重要阶段，即普及高中教育和基本普及大学教育阶段。中国中端劳动力供给潜力仍然相当巨大。
考虑到现代经济的发展，正逐步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本越来越倚重，人力资源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要突破资源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产业升级并走向知识经济。中国物质资源有限，但人力资源却极为丰富，这为中国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创新经济提供了条件。
因此，虽然过去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是很强，但中国未来却不是没有可能成为创新科技的重要来源国之一。
第一，中国历史上没有实行过市场经济，不具备创新科技产生的条件。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四大发明等重要科技发明，但长期的集权****制度抑制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第二，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但处于追赶过程，市场经济体系处于逐步建立过程中但并不完善，工业基础起步较低，这一阶段主要是吸收和消化国外技术的阶段，仍不具备大规模科技创新的条件。
第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工业基础的完备，数量巨大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储备和积累，以及低端生产市场空间容量的到逼，在新经济周期中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有可能出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巨大变化。
从历史上看，作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一流强国，常常都能产生一大批新思想、新科学、新技术和新产业，或者说能产生新的生产力。中国目前距此尚有较大差距，但从资源和体制变化方面分析，却正在向这一方向趋近。
中国经济在从第一次刘易斯拐点到第二次刘易斯拐点之间将是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内需潜力开始释放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中国劳动力量的投入，新阶段则是质的释放。中国走到第一次刘易斯拐点用了近30年时间。粗略估计，大约可能需要20年左右时间到达第二次刘易斯拐点，也就是可能到2030年左右。
综合上述分析，中国未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有条件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在创造更高价值的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也必然带来更高的消费，由于人口数量众多，内需的潜力也是巨大的。这两方面也是相互推动的，效率提升是增加消费的基础，而消费的增长将为创新科技产业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提升效率和提高消费水平是新经济周期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动力。
除了中国外，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新兴经济体也在快速发展中，整个新兴经济体约占全球人口的半数，历史上从未有过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群体崛起的现象，这足以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一个新的经济周期。这个新经济周期应一直持续到中国第二次刘易斯拐点到来，也就是直到2030年左右。
这个新经济周期目前可能还在初期阶段。G20的成立可能是新经济周期到来的重要标志。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欧美可能出现相对衰落，但可能不是绝对衰退，亦即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处于低速增长，但可能不会持续到退。
本轮金融危机迫使新兴经济体走向逐渐摆脱外需、开发内需发展道路，催生了新的经济周期。未来如果发达经济体出现经济波动，还将推动新兴经济体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开发国内市场。
新经济周期中的逆流也难以避免
在新经济周期中，新兴经济体带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将是主流，但逆流也不可避免。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仍然会面临储多的经济压力，如高失业率、债务危机等。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也面临经济转型的压力，经济结构调整也需时日。这些因素仍然可能会带来全球经济的波动，这或许是新经济周期的胎动过程，或者说新经济周期仍会遭遇到逆流的冲击。
在次贷危机后，各国奋力推行了刺激经济增长的反危机政策，使全球经济免于衰退，并重回发展的轨道。但这些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也将逐渐显露出来。新兴经济体已出现通胀升温迹象，不得不相继推出紧缩性政策。目前值得关注的是发达经济体何时会出现通胀。如果发达经济体通胀出现，则意味着全球经济都将面临紧缩政策的压力，全球经济将可能出现一个调整期，这将是新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逆向过程，或者说是其逆流的具体表现。
中国经济增长从中期来看，应是实现通胀与增长之间的平衡，实现中度通胀与中速增长或许是最佳组合，即通胀在3%-5%之间、GDP增长在6%-8%之间可能较理想，具体的组合关系还须未来的经济数据予以实证，且增速放缓也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但未来潜在增速最高可能也难以持续达到双位数。由于中国经济基本上已过传统的刘易斯拐点，中国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趋势，同时也面临资源供给的限制，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摩擦系数将上升，或者说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应下一个台阶，过快的增长必将使通胀迅速升温。在这一阶段，通胀或许是一个警示信号，表明经济的实际增速可能超过了经济潜在增速许可的范围。由于长期高增长的惯性思维使然，仍趋向于保持经济增长于较高速度，但在传统的刘易斯拐点过后，低端劳动力、原材料等各项资源要素的边际弹性增大，高增长必然带来成本推动型的通货彭胀。所谓输入型的通胀其实与国内经济增长也有相当关系，因为中国经济增量在全球经济增量中的比重较高，特别是在初级原材料进口增量中的占比更高，对相关产品价格的边际影响更大。在中国通胀高企的同时，作为资源出口大国的澳大利亚在全球的幸福指数却最高，资源出口国充分享受了中国通胀上升带来的福利。
因此，在新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速度将越来越受到资源要素的约束，经济增速终将越来越取决于经济效率的提升程度。由于低端劳动力供应已较紧张，中端劳动力的就业则主要取决于结构升级。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健全，阶段性的失业压力应通过社保体系进行适当缓冲和吸收。就业问题似乎已难以成为保持经济高增速的充足理由。
在目前经济转型取得重大突破前，控制通胀的关键在于将GDP增速控制在适当范围，仅靠货币政策未必全面，而且货币政策有滞后性，如果货币政策总跟在通胀后面跑，将来GDP下降时货币政策滞后效应产生的叠加影响会加剧经济波动。控制财政政策和政府投资也是宏调的另一方面，且效果更加直接。希望以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目标可能难以达到。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民营经济的伤害更大，但对政府投资的影响却有限。今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地方政府投资增长为主，而通胀的压力却并未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经营却更加困难，显示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效果并不理想。
经过宏观调控，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回落到适度水平，将有条件进一步调整结构，推进经济转型，宏观经济则可望重归长周期的增长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