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别具一格的一种新闻报道现象，本文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和《北行漫记》为蓝本，探讨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中外名记在采写“中国的西北角报道”中表现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文章发表在《艺术评论》上，是文学核心期刊论文发表范文，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中国的西北角报道”,范长江,斯诺,福尔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新闻学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这些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经历了发展变化。
笔者认为，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方面，他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一、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二、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三、不畏艰险、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这些精神，庶几可为探讨当代媒介转型中之传播规范问题提供借鉴。
本文所称之“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指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记者在抗战大背景下，冲破国民政府对红色中国的重重封锁和对记者的种种阻挠而采写完成的，主要以反映中国西北部情况为目的的报道;这些报道都发表或结集出版在抗战结束或新中国成立之前，其中反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以延安为中心的红区面貌之篇章尤其引人注目。
在现代新闻史上，“中国的西北角报道”著名的有：中国《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红军与长征》、《塞上行》等，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的妻子、美国作家兼记者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内幕》)，美国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报道》)，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G?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动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等。
在艰苦卓绝的采访过程和震撼世界的采写成果中，范长江等中外名记虽然风采各异，但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方面，他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共通之处：
一、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
作为记者，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人都有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以报道事情的真相为己任。
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1]，他是向国统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人，他是国内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第一人。
福尔曼能写出轰动世界的《北行漫记》，源于其客观、正直的立场和不畏险阻寻求事情真相的坚强信念。在解放区，福尔曼曾说：“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任务在于寻求事情的真相，以便向美国人民忠实报道。”[8]他和许多外国记者表示，“他们此行的目的在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全部真相，把中国共产党的作战努力的实况，告诉世界人民，以期对中国国内的团结和民主有所贡献。
他们要做‘全世界人民的眼睛’”[7]。 正如范长江所言，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虽然范长江、斯诺、福尔曼分属不同报刊、有不同背景，但是他们在专业主义精神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以报道事情的真相为己任并把它看成记者神圣的使命。他们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天职”意识。正如马克思在论述报刊的使命时指出的那样，“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9]，作为记者，范长江等中外名记以完成报刊使命为自身职责，具有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
二、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
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题记中写道：“谨以本书献给自由探索的精神，特别是我那位心地诚实风标独立的工作伴侣。”“自由探索”、“风标独立”，也适用于范长江和福尔曼等人。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是这些中外名记在采访报道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
通读名记们的著作，我们会发现，记者们报道事情的真相，不是简单地“有闻必录”，他们的采访报道，是对中国社会状况长期关注和思考的延续，是带着一系列深刻问题深入实际的自由探索——其中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权、不轻易受外部势力左右的独立品格，尤其令人动容。
范长江在1936年11月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四版自序》中写道：“记者在绥远前线工作，深觉有许多朋友，对于我们西北一角在当前战争中的战略情形，缺乏正确了解。往往中了对方虚伪理由的毒害。”“记者以为中国人必须根本认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们中国。其‘防苏’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记者希望大家能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2]范长江能有此远见卓识，并能通过其报道引发大家对日本侵华战略的认识和思考，其功不仅在深入西北部采访的几百天，而且在比此更早的三五年。
三、不畏艰险、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
在“中国的西北角报道”的采写过程中，范长江等中外名记表现出的不畏艰险和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足以垂范后世。他们的采访，时间长，地域广，过程充满艰险，连生命也难免有不测之危险。
范长江采写《中国的西北角》，历时十多个月(1935年7月～1936年5月)，行程近五千里。他自成都出发，足迹遍及四川、甘肃、西康、青海、陕西、宁夏等省区的数十个县市。其间要翻越大雪山，入祁连山、焉支山、贺兰山等，要穿越内蒙古草地和戈壁滩，要经过“汽车最害怕的冰滩”[2]、要乘皮筏过黄河大峡、红山峡、黑山峡，道路相当艰险。[2]
斯诺采写《西行漫记》，历时近5个月(1936年6月～10月)，足迹自东而西而北而东，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到陕北，辗转宁夏和甘肃，再回到陕北，最后在“西安事变”前夕回到西安，其间仅明显有生命危险者有三：一是随处可能存在的传染疾病和瘟疫的威胁，斯诺为此“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11];二是进入国统区和苏区交界处的过程中“遭白匪追逐”，“险遭不测”[11]，幸被边区赤卫队所救;三是斯诺与红军在一起，上了红白对峙的前线，还亲身经历了歼灭民团的战斗。其他诸如物质匮乏、环境恶劣等困难，自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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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愈之.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
[2]范长江.范长江新闻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3]龚举善.走过世纪门[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