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不但是我国近现代最大的出版社，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机构。它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下设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各司其职，效率极高。三所之中，以编译所最为重要，我国近现代各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各界名流中的不少人都在里面工作过，如夏曾佑、杜亚泉、蒋维乔、蔡元培、孟森、陆费逵、胡愈之、陈叔通、茅盾、蒋梦麟、郑贞文、周昌寿、陈布雷、谢六逸、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何炳松、顾颉刚、叶圣陶、向达、陶希圣等等。除本职工作外，编辑还必须编写教科书、辞典等书籍;编辑之余，不少人撰写了各种专著和论文。它还资助学者到国外考察或从事其他工作，如蔡元培到德国留学，张元济、郑贞文代表中华学艺社到日本搜集珍稀古籍，都是由它部分或全部出资。它甚至提供资金让学者集中一段时间安心写作或研究。例如，曾任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一直想改革部首检字法，并已有相关成果，但自觉不够完善，当他听说在清华学校任教的林语堂曾发表过一种首笔检字法，就辗转托人介绍，与林语堂详谈，力劝其继续研究，还以商务印书馆名义与其订立合作研究的契约：一年内按月资助若干元，以减少他的课时，用以研究新检字法。[1]

　　商务印书馆还拥有远东藏书最多的图书馆——由原编译所资料室涵芬楼改造而来的东方图书馆。1924年，商务印书馆费银11万余两建造了五层钢筋水泥的大楼，以庋藏日渐增多的各类书刊，并供公众查阅。 至1931年，馆藏普通中文书籍已达268000余册;外文书籍80000余册;各类善本古籍35083册;中外版图表、照片5000余种;22省元、明以来方志2641种，25682册，“此中除省志齐全外，全国府、厅、州、县志应有2081种，本馆已收1753种，实已达全部百分之八十四”[2]。中外报刊杂志的收藏亦极完备，其中不乏珍稀之本，如香港出版而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Chinese Repository)、《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等全套杂志，甚至远东唯一的孤本——初版全套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Liebig‘s Armclender Chemie und Pharmazie)，以及我国清末以来出版的《谕折汇存》、《外交报》等大量全套报刊杂志。在张元济、王云五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到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不但在中小学教科书、普及读物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百纳本二十四史》，以及《辞源》等工具书更是影响巨大，其他出版社无与颉颃者。

　　一

　　正当商务印书馆业务蒸蒸日上之际，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打断了这一进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军队突然侵犯上海闸北地区，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次日上午，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总厂和附属尚公小学因遭日机轰炸着火，烧至下午全部被毁。2月1日，曾被火势殃及的编译所(包括附设的10多家杂志社)和东方图书馆又因日本浪人放火，大火再袭，到傍晚焚毁一空。从3月2日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所在的闸北地区，到5月23日由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收回为止，占地80余亩的厂区内，除机器修理部、浇版部及病房几处外，其他庞大的建筑群均成废墟;所有的机器设备、书稿纸张及藏版等均付之一炬;东方图书馆藏书除5000册善本寄存金城银行外，其余亦化为灰烬。据统计，物资损失高达1600余万元。[3] 至于无形的损失，更是无法计量。如，时任编译所所长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何炳松曾计划写一部纵向上通贯古今、横向上包罗万象的通史。据郑振铎说，这个“中国通史的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们通力合作;那计划是很新颖的，把全书分作了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倭变，商务印书馆一炬成灰，这个计划也便无疾而终。然即就已经出版的三四十本书看来，如果这部书能够成功，无疑的将成为中国通史中最好的一部。”[4] 郑振铎的回忆略有小误，他将同是何炳松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误记为《中国历史丛书》了。《中国史学丛书》所收为年谱，谱主绝大多数为历代学术文化界人物，共出版43种;《中国历史丛书》从1930年7月到1931年9月共出版10种，并无三四十本之众;选题均为中国史的重要内容，而且范围广泛。其中属于政治方面的有《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三国之鼎峙》、《晋之统一与八王之乱》、《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等;属于经济、文化、学术方面的有《西汉经济史》、《宋元经济史》、《东汉之宗教》、《辩士与游侠》、《王守仁与明理学》，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近现代选题《日俄战争与辽东开放》。如果能将这些专题研究综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做到何炳松极力主张的专史家与通史家的结合，那么，一部优秀的通史将指日可待。令人扼腕的是，一位具有通识眼光的历史学家关于中国通史的精心设计，竟毁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从某种角度看，这类无形的损失，价值并不低于物质的损失。

　　以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成立了以张元济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下设善后办事处作为具体办事机构，由王云五等人负责，编译所所长何炳松等原部分雇员为工作人员。当时满目颓垣，百废待举。办事处首先列出了亟待处理的21件事项并作了分工，确定了相关负责人。其中何炳松主持清理存稿存版及版税、清理图书馆、保管和宣传等工作，同时参与清理各种契约及交际工作。不久，办事处正式命名下属机构，任命何炳松为稿版处、保管处、图书馆清理处、宣传处负责人。

　　商务印书馆遭难后，王云五趁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组织结构调整。他首先解雇了已经停职的全体职工;接着缩小组织，设立总管理处主管公司行政，自任总经理，统揽一切事务。总管理处下设生产部、营业部、供应部、主计部、审核部、秘书处和人事委员会等7个部门，分管有关工作。与以前相比， 最重要的变化是取消了职责重大的编译所，代之以隶属于生产部的编审委员会，并亲自兼任主任，[5] 由李拔可、何炳松、庄俞、李伯嘉兼编审员。从机构设置看，编审委员会属于三级机构，地位实在微不足道，但这个三级机构的主管者却是一级机构的总经理，这样的职务安排未免有点不伦不类，出现这种情况与王云五的偏狭有关。

　　王云五是一位有能力、雄心勃勃的人。1930年2月，他接替年前逝世的鲍咸昌，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为了有所作为，他提出了接受任命的两个条件：实行总经理独断制，将原最高管理机构总务处降格为总经理的办事机构;由馆方出资送他赴欧美各国考察企业管理半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同意了这些条件。于是，就任的次月，王云五就前往欧美9个国家，参观了40 多家公司工厂及几十个研究所和各种团体，并咨询专家五六十人。9月回国后，他拟定了“科学管理法”， 并向下属介绍考察感受和实行新管理法的设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王云五正式推行“科学管理法”，并改变商务的组织结构。具体措施包括：改组总务处及改订有关章程;成立研究所并亲自兼任所长;取消编译所及下属各部，代之以编译评议会、总编译部、编译各组、各种编译委员会、各杂志社和事务部等6个部门;同时， 公布“编译工作标准章程”。从12月18日他召集编译所各部负责人宣布改组的办法，到何炳松与具体人员谈话、予以落实，整个过程才花了短短的几天时间。这时的王云五，踌躇满志，急于一展宏图。[6]

　　由于“科学管理法”对编辑工作片面强调量化考核，与脑力劳动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而且每天要填写固定格式的工作情况表，不胜其烦;此外，组织结构的变化也使大家很不适应，结果在编译所内遭到了强烈反对。从次年1月9日开始，短短数日之内，有人愤而辞职，有人罢工，有人则径回原部工作，馆务一片混乱。接着，新任命的编译评议会评议员纷纷辞职。编译所职工会除了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拒绝新颁布的“编译工作标准章程”，请求何炳松保持所长职权外，还召开上海各界人士招待会，宣言反对“科学管理法”，呼吁社会各界主持公道。同时，向上海市社会局控告王云五。王云五没有料到平时文质彬彬的编辑们会群起反对，一时不肯让步，于是陷入僵局。后来由于局势愈演愈烈，上海社会局不得不出面干预，主持调解劳资双方矛盾。在局面失控、生产几乎无法运转的情况下，王云五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于1月下旬同意“在编译所范围内维持原状”，[7] 正式宣布撤回“标准章程”。编译所与商务印书馆的其他部门不同，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高学历、高知名度学者，以及某些领域的专家。因此，原先的工作制度是适合这些人的特点的，即按学科划定各人的工作范围，完成书稿等编辑任务后，个人的科研或写作有着比较充裕的时间。这种弹性工作制的效率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而不是刻板的规章和严厉的惩罚。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符合编辑工作实际、行之有效的方法，王云五贸然改变一切，遭到反对是必然的结果。

　　在这场劳资纠纷中，何炳松虽与王云五同为资方代表，但凭着与同事们的良好关系，在王云五与劳方之间转圜，成功地化解了一场长达数月之久的重大危机。由于长期负责编译所实际工作，何炳松深知编辑工作的特点，内心未必赞成取消编译所的做法，但出于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个性，加上在这场风波中，同人们曾提出拥护自己继续当所长的口号，这就使他更要注意避嫌了，因此，对王云五的做法，他没有公开发表不同看法。

　　在王云五之前由张元济、高梦旦担任所长期间，总的气氛是和谐的，人们各尽其责，工作效率高又不乏创意，使商务印书馆在竞争中日渐壮大，甚至一枝独秀。当然，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上，也发生过劳资争端，但一般都能圆满解决。例如，1925年发生了陈云领导的大罢工，高梦旦的女婿郑振铎是编译所3名职工代表之一，也是罢工执行中央委员会13名委员之一，代表劳方与资方代表高梦旦等人谈判。由于高梦旦的开明和大度，最后化干戈为玉帛。复工的时候，还由高梦旦带领罢工者入厂，成为一段流传的佳话。[8]

　　二

　　淞沪停战后，商务印书馆很快着手恢复馆务。此时工作量十分繁重，据王云五回忆，“以不及从前编译所十分之一的编审委员会同人担任其事(笔者按：指编辑工作)”[9]，而何炳松既是编审委员会编审员，又担任秘书处首席秘书及人事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很多日常事务，如接待各方人士和组织，出席馆内外各种会议，等等。例如，自1932年5月始， 他与王康生一起多次代表商务印书馆出席由殷汝耕主持召开的接管战争中被日本侵占的闸北铁路以北区域预备会议，并为此准备了详细材料。次年1月，《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实录》出版，它记载了淞沪战争结束后，中日双方移交被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的经过情况，其中就有何炳松提供的材料。他还写了《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详细记载了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被毁始末和遭受的巨大损失。

　　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筹措，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复业。复业后， 除了继续刊印因战争被中断的各种丛书及其他存稿外，还保留部分力量专门用于出版新书，并宣布每天出版1册新书;复刊《东方杂志》等4种定期刊物。接着规划了5项新计划：按照新课程标准编印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小学教科书，连同教学法教本共300多册;编印《大学丛书》;编印《小学生文库》，共500册;编印《万有文库》未出之书;影印古书，包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宛委别藏》及其他善本古籍。这些计划，有的因故未能实现，如影印古书，而已做的之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出版《大学丛书》。

　　《大学丛书》是为大学编撰的教科书。为保证质量，与全国著名大学和学术团体合作，由各学术领域著名学者51人组成《大学丛书》委员会，除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何炳松、傅运森、郑振铎等人外，还聘请了蔡元培、胡适、王世杰、朱家骅、马寅初、任鸿隽、李四光、竺可桢、周仁、秉志、李书华、姜立夫、陈裕光、蒋梦麟、刘湛恩、黎照寰、罗家伦、翁之龙等人，其中部分人士为大学校长，约三分之一成员后来膺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应该说，阵容是十分强大的。1932年10月，公布了“《大学丛书》委员会条例”、“印行《大学丛书》条例”，“草拟大学校各学院必修的科目，再分别缓急先后，拟定于五年内编印第一期大学用书三百种”，[10] 自次年起每年出版40册。 规定凡是收入丛书的书籍必须经过《大学丛书》委员1人以上审定，商务以前出版的书只要符合条件也可纳入丛书。[11] 其实，丛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原来就是大学教材。

　　为了保证《大学丛书》的质量，必须有一支高质量的作者队伍，何炳松为此付出了很多精力。仅举一例，为组稿等事宜，1934年6月27日深夜何炳松抵南京， 次日一早即去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拜访两校校长罗家伦、陈裕光，面议有关《大学丛书》诸事。商定与罗、陈以丛书委员的资格联名具帖，在中央饭店宴请中、金两所大学的教授。下午，又为《四部丛刊》事过访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长谈两小时，并商借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所作的《国榷》原稿。《国榷》是一部500多万字的编年体明史巨著，著述严谨，不少记载可补《明史》因避讳而造成的史实缺失，尤其详于清朝初起时的历史，如建州卫、奴儿干都司的设立，等等，史料价值极高。由于此书从未刊行，故商务拟影印出版。之后，他又赴国防建设委员会访张其昀，商谈改编新学制高中中国地理课本事。本来还打算去教育部和编译馆，由于天气炎热而改期。[12] 一日之中，连办数事，足见效率之高。除了行政事务外，何炳松还审定了魏野畴翻译的美国俾耳德和巴格力合著的《美国史》，梁思成等翻译的英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均被列入《大学丛书》第一集出版。他所撰的《通史新义》经罗家伦审定后，也被列入丛书第一集;后来，他的《中古欧洲史》又被收入丛书。

　　《大学丛书》从1933年4月开始出版，到1937年7月约出300种，[13] 见诸《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的，达369种。它很快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品牌书目， 被各高等院校普遍采用。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后方缺乏教材，商务印书馆驻重庆办事处(实际上的总管理处)决定翻印。由于没有纸型和先进设备，只能用石印机影印，为此特在成都开设印刷分厂，经过反复试验，才印出了清晰的图版。于是添置设备，“日夜三班印刷”。[14]

　　商务印书馆复业后，随着业务的日渐恢复，主办的刊物也先后复刊。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十几种杂志中，比较重要的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自复业当年先行恢复《东方杂志》、《英语周刊》等4种刊物后，1934年9月，《教育杂志》复刊，何炳松兼任主编，提出要达到4 个目标：打倒文盲(即消除文盲)、建设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程度。为了办好杂志，他采取了向名家约稿、举办读书运动等措施。在何炳松的精心擘划下，《教育杂志》成为教育界的权威杂志。

　　由于8年的编辑工作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大大影响了学术研究， 何炳松曾决定辞职以潜心学术。1932年5月始，他致函王云五辞职，竟至6上辞呈，还以不到馆上班表示去职的决心;并打算离开友朋众多的上海，携眷返回故乡金华，“专心做三四年翻译西籍的工作”，“绝不兼任他事，以免分心”，同时婉拒了在此前后广东、南京等地大学的聘约。[15] 何炳松的辞职，使王云五颇感意外。其实，一年前何炳松就曾与胡适函商，打算离职而专事译书，并得到了胡适的赞同。此时编译所被取消，自己从主管编辑出版业务转为处理日常事务，难免有无所作为之感;另外，多年紧张工作造成的身心疲惫也需调节，他觉得离开的时机已到。不料王云五坚拒其请，甚至7次登门劝留，他终于拗不过情面，无奈之下，只得重违本意，“再进商务”。[16]

　　王云五为什么对何炳松特别礼遇呢?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个性。原因在他与同人的关系不和谐，无法保持高效运转。何炳松的为人正好与他相反：谦和自律，待人宽厚，与编译所同人关系融洽，享有很高的威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王云五虽以铁腕著称，但往往过度，这样就会产生强烈的反作用，推行“科学管理法”的失败就是例子，而何炳松正好弥补了他的不足。与一位没有野心，好脾性，不计较，有能力，并深受同仁信赖与尊敬的实际管理者共事，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因此才有王云五仿效诸葛亮的三顾茅庐，屡加挽留。

　　何炳松虽然留下了，但毕竟出于勉强。他在致胡适的函中，对自己为友情而牺牲抱负深感遗憾，对一再食言深表歉疚，并再次表示心愿：“我很想有追随老友专心翻译的机会，将来果有自由的一天，还恳照常援手，不要以我的屡次食言为开玩笑。”[17] 由于主管工作的变化，不但虚掷光阴，而且终觉不如以前顺手，因此，两年后当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请他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时，他再也不顾王云五的一再挽留以至恳切得“流涕”相劝，毅然离开工作了11年的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