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娱乐方式能够如此根深蒂固地影响到一个城市的风俗，根据在于这个城市有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重心，也就是城市中的主流文化圈。
一、城市形象的文化意义
几年前，许多城市先后展出了一种名为《大地走红》的环境艺术，就是用几万把红伞把公园装饰起来，形成一种供人欣赏的景观。但很快这一艺术就产生了一种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效应：它在每个城市的展出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话题就集中在市民们观赏这些露天展放的红伞时的行为方面。在许多城市里，这种展出的后果可以说成是“惨不忍睹”：几万把红伞被前来参观的市民们偷的偷、抢的抢、糟蹋的糟蹋，最后一片狼藉。而在有的城市里展出的情况却出奇地好，参观的市民秩序井然，红伞无一丢失，也几乎无人为的损坏。这种反差的出现可能有几分偶然，但对于传媒来说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这件事被与此事有关的城市当地传媒视为一件表现本地市民素质的大事尽力渲染，在一些城市的市民当中的确引起了一些震动。这件事因此而成为影响一个城市声誉的事件，有的城市为本市市民的良好表现而自豪，有的城市则感到有几分尴尬，似乎自己出了丑。总而言之，这个事件使许多城市注意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城市的形象问题。
……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们生于他们之后的人，每个人都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2]
这篇演讲是用城市形象来激发公民的自豪感，团结、凝聚公民精神的典范。伯里克利的雅典并不是唯一能够使公民感到自豪的城市，事实上，每一个伟大的城市都具有这种形象的凝聚力。正是靠着这种凝聚力，一个都市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发展起来。只是在当代这样一个比过去更加关注形象、更加依赖着形象而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城市形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重要、也更加实际的意义。
1955年，澳大利亚的悉尼市通过一次国际建筑设计竞赛选中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建筑设计方案，而后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和几乎相当于预算二十倍的费用才建成了这座建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悉尼歌剧院。从建筑设计的角度和具体使用的效果来看，这座建筑的效果决不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这座建筑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近几十年来，悉尼的地位越来越高，使得堪培拉、墨尔本等城市都感到嫉妒。而悉尼地位的上升与这座歌剧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人说，悉尼歌剧院每年在无形中为悉尼作了上百亿美元的广告。无法断定这种说法是否有点夸大其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悉尼歌剧院大大提升了悉尼的城市形象，而这种提升了的城市形象的确为悉尼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和经济效益。
时至今日，人们要提到悉尼，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那座歌剧院。悉尼的城市形象就是以这座歌剧院为标志。诸如此类的城市形象标志可以找到很多──巴黎的凯旋门和埃斐尔铁塔、纽约的自由女神塑像和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双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北京的天安门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建筑物使得一个城市的形象变得鲜明具体，可以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只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即静态的、物质的或者说是“硬件”的部分，还远远不是城市形象的全部，甚至往往还不能算是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
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在于它的动态的、富于活力的“软件”部分。这就是一个城市中的人文氛围。有一位学者在讲到梅特涅时代的维也纳时这样写道：
二、市民与城市的关系
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讲到南宋时期杭州人所享受的种种好处：
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环。诸务税息，亦多蠲收，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欤!
这里讲到当时杭州官府给民众的种种好处，而后感慨生在杭州的居民何其幸运。或许一个城市的市民所享受到的好处并不一定与其他城市相当，然而只要是一个繁荣、成功的城市，总归会使市民产生一种作为这个城市一员的自豪与幸运之感。这就是古代雅典、罗马等伟大的城市所培养的“公民”意识和今天的许多大都市市民的“ 都市人”意识。这种作为一个城市市民的自豪与幸运感，就是依附、凝聚于城市形象上的城市精神。
这样一种城市形象对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个体有什么意义呢?那种使市民足以引为骄傲的城市形象实际上是在为市民个体提供着一种共享性质的生存体验。伯里克利在谈到雅典公民的特点时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5]这就是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所提供给每一个城邦权利和义务，也是城市中“公民”意识的起源。这种“公民”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说叫做“政治动物”。不过伯里克利和亚里斯多德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一词不能用后来的阶级统治观念来解释。这里的“政治”只能被理解为“城邦事务”。“政治动物”意味着公民在存在的本质上与城邦或城市的一体性。在血缘关系统治的社会中，个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通过与血缘链的维系而实现的，祖宗和后代构成了他生存关怀的基本目的;在阶级关系统治的社会中，个人存在是服从于社会等级秩序的，因而不存在脱离阶级体系的个人化的意义关系。
三、主流文化圈与城市精神
在中国，本世纪发展起来的许许多多大城市中，上海应当说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与中国其他许多城市比较，上海的生活方式中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就是喝咖啡。当然，如果说的是三四十年代，至迟五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大都市中，喝咖啡算不上是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尽管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但如果说的是六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情况就不同了。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一般中国人来说，喝咖啡、吃西餐、穿西装之类的生活方式，不消说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加以拒斥。然而上海却一直还保留着咖啡店，上海人还在喝咖啡。孤立地看，喝咖啡这件事的确很难看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如果设想一下，在全民投入“文化大革命”，努力倡导思想革命化，狠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肃清一切“封、资、修”流毒的“火药味”很浓的时代，同时也是生活资料高度匮乏、娱乐活动单调乏味的时代，有的人却在悠闲地品啜带着“小资情调”的咖啡，岂不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