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制度在重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需要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一是如何促进大学组织的高度社会化,使大学与社会之间形成有机的互动机制;二是如何解决好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与直接服务社会的冲突,确保大学的健康发展。

　　一、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路径线索

　　(一)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部治理线索

　　通过对陕西15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关于党对高校领导体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部分高校党委与行政、行政与学术的权责界限不够清晰;个别高校党政决策机构人员重叠过多;书记和校长的职权运作模式不够清晰,缺乏统一规范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细则;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交错较多;少数高校领导在准确判断形势、把握大局、推进改革等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等。

　　可见,我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完善,使党委书记和校长互相尊重,分清职责,共同推进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纲要》指出,我们要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在我国大学治理组织机构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不平衡及不协调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过小”。学术权力的主体———教授及学术组织的作用不突出。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有限,学者及学术组织的权力得不到充分体现。

　　教授作为大学的办学主体,没有充分发挥其在学术上的领导决策作用,学术管理往往被行政管理所代替。[4]在陕西高校的实地调研中,关乎学校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相当部分的高校是由非学术人员讨论通过;而教师考核与聘任等,也多是由非学术人员制定,教授治学的力度仍需不断加强。完善大学民主管理需要强化学术的民主制度建设,健全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制度,确保专家学者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权力落到实处。建立健全专业委员会和学科委员会制度,使学术权力发挥更加合适、准确、高效。

　　调研显示,陕西一些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中行政人员数量偏多,学术事务被间接行政化,我们应减少学校行政对学者和学术事务的干扰,对学术与行政进行合理分权,防止行政挤压学术生存的空间。同时,完善大学的民主管理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充分保障教师的权益,使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然而调研表明,陕西省部分高校在关系到学校发展和教职工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决策中,为广大干部师生、基层院系提供的民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方式不够多样,因此学校的民主管理实践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外部治理线索

　　[5]一方面,大学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大学承担着社会服务的责任,要面向社会,了解社会需求,让利益相关者了解学校,学校也有必要倾听他们对学校办学的意见和建议,营造和谐高效办学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确保大学的学术性是大学发展延续的核心。

　　大学必须抗拒那种整个为社会服务的倾向,大学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要求它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加受大众喜爱而受到损失。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学术自由的基本理念,通过重构大学、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大学的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首先,大学自治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大学应以独立法人身份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

　　《高等教育法》明确了大学拥有的七项办学自主权。大学更应该坚守其学术品格与学术自治。其次,学术自由是大学享有的自由从事学术活动的权利与义务。学术自由既指大学拥有从事学术活动的良好外部环境,也指大学能自主治学,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束缚的内在“心向”,是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有机统一。

　　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策略

　　改革和完善高等院校内部和外部的运行机制与管理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体两面,应该高度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策略。

　　(一)高校内部治理的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改革策略

　　高校内部校、院、系三级组织机构的设计与实施,不仅有利于高校管理重心下移、权力下移,激活高校内部组织机构的活力与能量,而且能够极大地推动高校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加速形成学校的优势学科与特色专业。校、院、系三级组织机构中,学校统筹规划,以制度建设带动全局发展;学院全面规划,以人才建设带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系、研究所等组织则集中贯彻和落实学校及学院的发展规划与各项工作任务。同时,高校内部应该继续健全和发展“学校党委———校内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党支部”为形式的学校党组织机构体系,为发挥高校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特质,是大学区别于企业运转模式的显着特征。[6]通过教授治学制度模式的创新,以制度改革为教授治学创造条件,切实保障教授治学的真正实施。在陕西高校领导体制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有大学规定学术委员会全部由专家组成,行政领导不介入;机关“双肩挑”干部任期内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管理上,教务处长、科研处长等重要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允许申报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课题,以保证行政权力不干预学术权力;注重发挥专家学者在学术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审议权,凡是涉及学校学术方面的重大问题,都要组织有关专家教授进行讨论,提交校学术委员会审议后再进行决策和实施。

　　这些做法使“教授治学”有了必要的组织形式和体制保证。此外,现代大学制度倡导民主管理,不仅要重视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更要形成一种制度创新,不断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教代会这种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和制度,确保教职工依法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使学校领导广泛听取教职工意见,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纲要》强调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7]各级各类高校需重视学校的章程建设,以章程规范促进学校的可持续性发展。

　　章程的制定与实施,不得违背现行的《宪法》、《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条文规定的事项。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划,实现学校管理制度的体系化,以制度创新带动学校长远发展。此外,我们还需加强与大学章程相辅相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教学机制、科研机制以及社会服务机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二)高校外部治理制度的改革策略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需要实现高校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相互衔接,从而更好地处理高校与市场、企业、科研机构等要素的相互制衡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办学自主化、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改革趋势下,高校董事会的制度建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

　　大量实践已经证明,建立和完善高校董事会制度,有利于整合教育资源,加强高校与企业和科研机构等社会组织的联系,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提升高校的办学层次与质量。《纲要》也明确提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需要积极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公立大学董事会角色定位与功能设定上,既不能照搬美国,将其作为大学唯一最高权力机构,又不能仅将其作为筹集资金与加强对外联系的桥梁,而是应在保证党委对学校办学方向及稳定等重大问题负责的前提下,明确董事会在高校内部管理中的权限和地位,使其成为大学的改革者、执行者、培育者、协调者和服务者。[10]高校权力结构呈现出党委书记拥有政治领导权、校长拥有行政管理权、校董会拥有咨询指导权、教师拥有学术自主权的共同管理的结构格局。